快樂回家吧
本篇文章摘自：商業周刊第 897 期
作者：曾寶璐
在英國，去年已有300萬英國人選擇「往低處走」，整個歐洲也有1200萬人趨向過簡單生活，較1997年時成長30%。在台灣，則有43%的都市人，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鄉下生活，選擇低薪而簡單的生活，已經成趨勢。
「人生的遺憾不在於過去，而是很想做的事，到死都沒有去做。」廣告文案創意人楊梨鶴遷居田園已經六年，提早十年去圓這個夢想，是因為她罹患了癌症。楊梨鶴曾經走過一段標準台北人的工作狂生活，她可以趕稿寫作，七天七夜不睡；為了多賺錢，客戶來者不拒，寫到手抽筋而莫名其妙大哭。生病讓她解開了人生密碼：為什麼一定要十年後！
都市人總是被「人往高處爬」這句古老的訓辭，鞭策著向前。但是，「賺多少錢才夠去得一個癌症？」三十四歲的農夫賴青松說，把一個健康的人生好好活過，不要等到生病、意外，才大徹大悟。賴青松是一位「碩士農夫」，原本有機會繼續在日本攻讀博士，但他放棄了。去年四月，在正值壯年時期，到宜蘭鄉下插秧，選擇過「不會賺到錢，但會得到快樂」的生活。
一撮黑髮束在腦後，五十九年次的賴青松穿著一件領口已經鬆開成荷葉邊的Ｔ恤，腳上的黑污似乎怎麼樣都搓洗不掉。建中、成大畢業，還擁有日本環境法碩士學歷，賴青松卻是一位全年照顧農地的「田間管理員」。他每月領固定薪水三萬，帶著一家四口落腳在一間廢棄工廠後面的小鐵皮屋。屋前的空地是客廳也是飯桌，一次颱風就能把杯碗吹上天；後院就像一般農家，養雞、種菜。他的外表很鄉土，言談間卻很不農夫。
回溯賴青松的歷程，從鄉下到都市，又從都市回到鄉下，這麼多年來，他一直在探索生命的著力點。
國一時，因為父親生意失敗跑路，賴青松被當佃農的祖父帶回鄉下撫養。寄人籬下的這一年，他親身體驗：吃一口飯就得做一分工的農村法則。每天跟著務農，賴青松看到祖父那種雙腳踩在土地上的無畏和無懼，才知道，人和土地是站在一起的，如何對待、它就如何回報。「我知道自己是什麼種，一直在找尋適合的環境，」不能被種在漂亮的花盆中，野地裡賴青松才能成長。
但長大後，他還是不能免俗的要在都市闖蕩。在台北，賴青松曾經在主婦聯盟「綠主張共同購買中心」當到副總經理，有時一週工作七天、還副總兼司機，但是年輕自負的性格，使得他在組織內感覺壓迫，終究離開。之後，他從事日文翻譯，但是他挑作品、不喜歡大量翻譯，在你爭我奪的都市現實，不爭就沒機會。賴青松清楚知道這不是他長久想做的工作。
回歸鄉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，有一年的時間，賴青松過得很不快樂，「怎麼才能找到對的路？」賴青松直覺自己快要崩潰，必須徹底放空去想清楚，於是他離開職場，到日本念碩士。
念完書後，他再度排徊於十字路口：繼續讀博士？或者回台灣？如果回台灣，能做什麼？他想回鄉下的念頭還是濃厚。後來，一位農友何金富想出「榖東俱樂部」的點子，給了賴青松圓夢的勇氣。由榖東們以一台斤六十五元、一年至少預購三十台斤的方式，共同成為委託種植事業的合夥人。簡單來說，榖東出錢、他出力，固定薪水讓他實現當農夫的夢想而不會餓死。
賴青松擁有五十三歲的何金富所沒有的年輕體力，何金富則有賴青松缺乏的耕作經驗，他們幾乎是一拍即合。賴青松在宜蘭冬山鄉一片山腳下的田裡，終於找到生活和工作結合的生存方式。
問賴青松，成天在雜草和爛泥之間，會快樂嗎？他的回答是：「過去我羨慕別人的快樂，後來才發現，原來快樂並不是因為做的事情，而是因為做的是『喜歡』的事情。」他描述回到鄉下的日子，田裡頭的事情，就像在玩game，但是沒有破關手冊，「颱風來襲，彷彿子彈打中我的心臟，」賴青松形容，豐收時就和破關的快感一樣爽。這位碩士農夫樂在其中。
賴青松或楊梨鶴的故事，並非特例。台灣前幾年回鄉開民宿成為風潮，到今年一月為止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五家民宿，他們選擇在林間布置夢想之屋，取代高壓無奈的都市生活。
迴游潮流
越來越多人選擇過低薪簡單的生活
許多國家也都有人正在找回生活的真正價值。在英國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提早選擇當個「迴游者」(downshifter：原意是換低速檔，引申為尋找較輕鬆而低薪生活的人)。他們不汲汲營營於往高處爬，而選擇往低處走。根據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報導，更多的城市居民搬到鄉間去住，更多高薪的專業人員另外尋找自己感興趣的工作。「往低處走」的潮流正在英國蔓延，甚至，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兩位助理也加入這個行列，其中包括他的新聞秘書。
英國人是歐洲的工作狂，根據一則歐盟的最新調查報告指出，英國人每星期平均上班四十四個小時，比德國人、法國人、甚至是美國人都長。而且英國也是歐盟國家當中，唯一不願把每週合法工時限制在四十八個小時以內的國家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導致越來越多英國人選擇退出這種勞碌奔波、高薪水的工作，寧可去過報酬低一點、但簡單一點的生活。
根據英國一家企業及產品資訊研究公司Datamonitor調查，到去年為止，已經有三百萬英國人選擇當個「迴游者」，其中包括尋找較輕鬆而低薪的生活，甚至舉家遷居農村等。他們期望從過分忙碌中解脫出來，提高生活品質，享受「普通人應該擁有，而自己已經失去的樂趣」。Datamonitor的調查也顯示，往低處走的傾向不僅僅是英國人，而已經在整個歐洲蔓延。目前，全歐洲共有一千兩百萬人趨向過簡單生活，較一九九七年時成長三○％。
不只在歐洲，過去十年，澳洲的三十歲到五十E歲的成年人當中，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已經改變生活。他們有的搬往鄉村、有的依舊留在都市，共同的是，他們不再為工作付出一切，或者從事兼職工作、或者成為自由工作者。他們獲得什麼？那是一種巨大而無形的回饋——高度的個人滿足。
澳洲研究中心(The Australia Institute)主任克里夫·漢米爾頓(Clive Hamilton)針對「迴游者」進行研究，他歸納人們成為「迴游者」的原因，有的是想過不太物質主義的生活，有的則是想過接近大自然的田園生活。當將近四分之一的澳洲人如此，在美國和歐洲國家也有相同比例的人這樣做的時候，克里夫·漢米爾頓認為這將代表一種巨大的變革。
在台灣，都市人想掙脫的渴望也顯而易見。根據《花草遊戲》雜誌和農委會農業資產交易網在去年八月份，針對北中南三大都會區民眾的電話調查，在一千零七十三份有效問卷中，有四三％的都市人夢想住在鄉下，同時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鄉下生活。若以年齡族群來看，意願最高的是三十五到三十九歲這群人。
返鄉風潮從鄉下土地熱賣可以得到證明，例如宜蘭，去年年中，宜蘭縣政府在兩個月內就賣出總價二十億元以上的土地。今年一批礁溪溫泉地拍賣，不但最高價以底價近三倍落槌，甚至還有人包了兩輛遊覽車到台北參與競標。
心境轉折
要賺「血汗錢」得
先跨越心理障礙
但年輕人返鄉，最大的反壓就是家人。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份好工作、好薪水，可以買房子、汽車，這樣就是幸福。而黃仁棟的選擇令母親難以接受：一個碩士兒子，為什麼不繼續留在人人稱羨的花旗銀行，是都市待不下去嗎？為何要舉家搬回鄉下，跑去賣菜！
黃仁棟確實在都市待不下去了。
擁有國外ＭＢＡ學歷的他，七年前是花旗銀行私人銀行部門的一員，他到現在還記得，當年他打算從消費金融部轉戰私人銀行部時，面試他進花旗的主管——現任美國運通台灣總經理江丕文說了一句話：「你要去幫有錢人牽狗啊！」帶著雄心壯志上戰場，黃仁棟才發現，幫有錢人牽狗不算什麼，若是做牛做馬就搞定一切，日子也不會太難過。但是客戶的錢放在他手上，他開始了半夜經常嚇出一身冷汗的日子，「數字大得太恐怖，」他發現自己的心臟不夠強，玩不起這麼大的金錢遊戲。有了小孩之後，一股衝動讓他決定搬回鄉下老家。
沒有規畫，黃仁棟並不確定自己回鄉能做什麼。看當時景氣不錯，以三年一千五百萬元，標下一棟新竹科學園區附近改建的大樓，樓上出租，一樓乾脆自己做生意。翻閱國外資料的過程中發現，歐美有機食品市場近七年來每年都有兩位數成長，黃仁棟決定做有機超市。
可是他沒有任何專業背景，什麼是「有機」都不清楚，於是一個人從宜蘭到屏東、西部到東部，拜訪超過一百個有機農場。在台東，跟著種玉米的原住民觀察蟲子吃雄蕊；在明德水庫上游，沿路觀察生態。從一個不知農村樣貌的都市人，深入了解有機作物生產過程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到美國、日本去上自然農耕、有機食品等課程，甚至拜訪國外有機農場，再把技術帶回來和台灣農友交流。
有機超市「柑仔店」正式開業才是真正考驗，開業後至少兩年，黃仁棟每天都得推一大車蔬菜回家。因為有機蔬菜售價高、民眾接受度不大，為了讓客人了解有機蔬菜的內涵，黃仁棟自己站上第一線賣菜。他不是害羞的人，過去對客戶做簡報也能振振有詞，但是賣菜，這是很高的心理障礙。明明應該是調度千萬資金、賺取大筆佣金的人，現在卻為了三十五元一把的蔬菜，向婆婆媽媽解說得滿頭大汗。
目前「柑仔店」已經擴展出五家分店，一年營業額一億二千萬元，打拚七年，去年才終於大致打平。曾經有過的優渥生活，難道不懷念嗎？黃仁棟說，很難想像回去過以前的日子，現在雖然沒錢出國度假、也沒錢買房子，但是每天騎著腳踏車迎向晨曦，看著屋外一大片油綠綠的稻葉隨風搖擺，輕鬆的心情無以言喻。「壓力還是很大，但至少每夜都能睡得安穩。」他說，這就是最難得的幸福。
每個人在不同階段，心理狀態不同，需求不一樣，對幸福的定義也會改變。一九五四年，身為人本心理學中流砥柱的馬斯洛(Maslow)出版了影響深遠的鉅著《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》(中譯名：動機與人格)，由下而上，把人類的需求層次分為金字塔五階式人格理論：從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被歸屬、接納的需求，到自尊心需求，以及第五階段的自我實現需求。
貧窮時候，期待的是有一口飯吃的幸福。當物質生活不虞匱乏後，工作的價值與生活的意義，兩者就常會在許多生命的個體中，產生對話：到底是為工作而生活？還是，為生活而工作？於是，人類潛藏的鄉村性也冒出頭。
價值重建
山頂並非每個人最後必達之處
於是，越來越多鄉村性(rurality)較強的人選擇回鄉。謝雨生解釋，就像是一顆種子，在一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中，有機會接受到鄉村的環境價值，包括人際互動、文化、價值觀等，都會內化成為個人特質。事實上，謝雨生說，鄉村性和都市性在人的身上是並存的，只是互有強弱。鄉村性較強的人，可能比較不耐都市的高壓和煩躁，自然比較傾慕鄉村的種種。
何立德也算是鄉村性較強的人。三年前，他辭掉台北的工作，回到臨近基隆的深澳漁村，租下一間破房子，改裝成旅遊服務中心，開始小本創業夢。但擺脫西裝、領帶後，何立德才發現當初想像的快樂漁村氣氛，事實上根本不存在，但他還是選擇所愛，希望盡己之力改造漁村。在長達五個月不出海的日子，他接下政府單位的計畫，跑遍全省各地，甚至綠島、蘭嶼的漁村，去教當地人如何做旅遊包裝、社區營造。回到鄉下後，他重拾工作的熱情。
雖然自己也才剛剛開始，但何立德相信，每個漁村都能包裝出當地特色：「全省有八百多個漁村，只要每個地方都有一個阿德，這個漁村就有希望。」何立德說，許多人身上都有回鄉的因子，用心的地方就是你的故鄉。
女兒已經上大學，超過五十歲的廖鴻基算是鄉村性很強的資深返鄉人，他在三十四歲時找到他的原鄉——海洋。他放棄縣議員助理的工作，放逐自己到海上當個「海腳」(船上最低層的徒弟)。花了好幾個月才克服一上船就暈吐，也學會在海上如何食衣住行。靜靜望著遠方，大海令他沉靜，廖鴻基厭倦的人際糾紛、家庭衝突，在海上統統沒有。
廖鴻基只有高中畢業，也一直是個沉默寡言的人，放逐了五年，他知道自己已經回不了陸地，大海開放了全身的觸角，他沒受過文學訓練卻開始寫文章，最後還集結成書。但他也同時注意到海洋病了，開始投入鯨豚調查，更在一九九八年成立黑潮基金會，召集一群年輕人共同投入海洋生態保育。對廖鴻基來說，海洋提供了心靈養分，「用世俗的財富來看我是不合格的，但我的心靈和大海一樣豐美。」
開著一輛三手的紅色小貨車，賴青松光著腳丫踩油門，他說：「我的青春敢拿來花用！」這位碩士農夫不只是勞力付出，也用他的筆親手繪寫，每個月一張簡單的刊物，讓吃米的「榖東俱樂部」榖東們都能了解土地上發生的種種。賴青松似乎找到自己生命的著力點：「當農夫我只是三等，我做的是人和土地間的翻譯！」
傳統的價值觀告訴人們，想出人頭地必須奮力往山頭爬，然而，難道山頂是唯一目標嗎？如果拐個彎，山澗裡、樹林間，不也都可以安身立命，找出一條歸返心靈原鄉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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